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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陌生同行|
随着文明程度的发展，社会组织规模也相应提高，人际交往也日趋密切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这个社交圈的人数竟然与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无关，在每个文明时代，圈内人数基本上维持不变。这个圈子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人类的原始部族，按照《裸猿》一书作者莫里斯的说法：“那时的原始部落和现在的猩猩群差不多，成员可能不到一百，而且互相很熟悉。”即使经历了“狩猎采集”时代、“农耕文明”时代和“工业文明”时代，来到了高度发达的今天，置身于现代通讯、快速交通和拥挤繁华的大都市生活之中，人们社交圈的规模也未必比远古先民有明显的扩大。如莫里斯所言：“只需拿一百个城市居民的通讯录来看一看就可以了。你会发现，排列在这些通讯录上的人名几乎都有限，而且数目是差不多的，大体上就是一个原始部落里的个体数量。” 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，具有多层结构的人际关系圈，最内层是由一小部分最熟悉、交往最密切的人组成的核心社交圈；往外侧是个过渡层，由一些虽说相识但并无深交者组成，彼此之间仅仅是一般性的交往，有过最普通的联系或是很短暂的接触；更外一层是些在各种公众场合（街道、公园、会议、宴会）相遇而不相识，从未打过交道的人——所谓“陌生人”指的就是这个层面的人；最外面侧是一个无限范围的涵盖，包括了所有不相识、不相遇，甚至老死不相来往的人（如共居同一座城市的人，干着同一行业的人，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，具有相同国籍的人，乃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人）。这些人连“陌生”都谈不上，尽管你也许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，但却不能绝对认定：你跟他没有丝毫的关系。阿拉斯加冻土地带刚刚去世了一位老妇人，也许你手头上在读的一本海明威小说，它的纸张正是由她的外孙女婿——一位伐木工——所伐树木的纸浆制成的。 文明的发展使得人人都被网罗在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普遍联系之中。但是此种社会依存、文化交流与商品流通的迅速扩张并没有相应地扩充人们的“社交圈”，扩大的最多的还是在“陌生人”层面。 人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社会型动物。我们每天都在陌生人群里穿行，互不对视，互不理睬，互不接触，互不搭界，就像人们穿过树林避开每一棵树那样，回避着迎面而来的每一个陌生人。最多这棵“树”的某一点吸引了你，多瞧他两眼而已。这种彼此互不关注的回避习惯，绝对不要轻易违背它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，但对都市行人来说却是一条人人都必须遵从的“潜规则”。不信你试试看——死死盯着看对面走来的一个人，目不转睛地对其凝视（这样做并不违反城市的交通法），可以预见，他不是满心惶恐地慌忙躲开，就是见怪不怪地把你视为“神经病”。 这条被专家称为“反接触规则”的行为模式在其他动物中是不可思议的。一只虎绝不会这样从容地从另一群虎群中穿过；两大猴群狭路相逢也不会这样摩肩接踵彼此平和地互相穿行；两队蚂蚁搬家，街食抱卵地迎面相遇，绝不会个不相扰地互相穿插。唯独人类能于闹市人流之中静默穿行，有如独步无人之境。他似乎并没有把眼前这些当成自己的同类，只不过是些没有生命、没有感情、能够活动的“机器人”罢了。 如此看来，“人”似乎具有某种“波性”，两群人面对面穿过竟然像湖面上两个互相穿越的水波纹，圈圈相会之后，有互不改形地各自扩散开来，彼此毫无干涉。 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在急剧扩大生存联系的同时，有必须固执地保持社交上的疏离呢？为什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各个时代的人都要固守既定的“熟悉人”圈子规模，而将越来越多与自己有着各种社会关联的人都排斥为“陌生人”呢？其中必然涉及到生命体与生俱来的深层本性。 对陌生事务保持警觉，这也许是一切高等动物的共同特征。 当孩子们用一种古老的方式捕鸟——拿根系着绳子的木棒支起一个竹筛，里面撒把米，布好一个陷阱。麻雀来了，对这个陌生装置必然会保持警惕，不敢轻易涉足，经多次试探安然无事后，方敢进去啄米；青藏铁路专门修建了供羚羊迁徒用的桥柱式宽阔通道，大群的藏羚羊见到这陌生的庞然大物，云集桥下不敢穿越，代几只勇敢者穿过证实无险后，大批藏羚羊才蜂拥而过；婴儿进食，对熟悉之物他吃得很顺当，但一遇陌生口味立即嘴巴一闭，任其汤水流洒，尽管此物味美、价高、富有营养，又怎敌他那万古传承的生存戒备天性。待到长大成人，久经世事磨练，修得阅历深厚之时，人们对陌生事物的疑心将会更重。不信找块检验合格的肉到集市上卖，别人8元一斤，他却明码标价“一斤2元”，再加上衣着寒酸，表情木纳，只管割肉收钱，其他不置一词，顾客围拢来定会充满狐疑，裹足不前。何也？只为“价格陌生”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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